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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百年新文学:从拟声、传声到发声


发布日期:2021-11-07 16:2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日前,“让世界听见贵州——贵州学者讲贵州”系列文化讲座在贵阳钟书阁书店举行。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省美学学会副会长、文艺学博士索良柱,以“从拟声、传声到发声:贵州新文学的百年历程”为题,为现场读者解析贵州百年新文学值得探究的三个“高光时刻”,描绘贵州新文学的发展轨迹,并就文学的创造性传承与创新等问题与读者进行交流。

  索良柱说,新文学的百年历程是一个庞大课题。选取新文学中的“重中之重”——小说为例,回顾贵州小说的百年发展轨迹,大致可代表贵州新文学的百年历程。眼下,经过几代贵州作家的不懈努力和持续积累,贵州新文学开始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。

  研究贵州百年新文学,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,就是百年历程如何分期。索良柱说,此前,中国新文学常以1949年为界,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;后来,学术界强调整体观,将现当代文学合并为二十世纪文学;进入21世纪后,为进一步强调整体观,又建设性地将鲁迅发表《狂人日记》伊始至今的百年历程,称为中国百年新文学。

  “贵州作家蹇先艾等人开始写作的时间,比鲁迅发表《狂人日记》的时间稍晚几年。”索良柱说,“作为中国新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,贵州新文学与中国百年新文学进程大致同步。”

  在此背景下,索良柱介绍了何光渝《20世纪贵州小说史》和杜国景《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与贵州作家断代侧影》这两本重要的贵州文学史著作分期方法,随后提出“三声法”分期:贵州百年新文学历经拟声、传声和发声三个发展阶段,可用三个“高光时刻”来支撑这样的分期——

  第一个“高光时刻”,是“1935年贵州作家蹇先艾的短篇小说《水葬》被‘中国现代文学之父’鲁迅先生编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》,并明确予以肯定”;第二个“高光时刻”,是“1980年贵州作家何士光的《乡场上》被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以头条小说发表,并被《红旗》杂志转载”;第三个“高光时刻”,是“2018年贵州作家肖江虹的《傩面》获得鲁迅文学奖,成为贵州作家获鲁迅文学奖第一人”。

  贵州新文学百年历程的第一束“高光”,出现在1935年。鲁迅编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》时,收入贵州作家蹇先艾的两篇小说——《水葬》《到家》。

  鲁迅在《导言》里介绍上世纪二十年代“在北京的《晨报》副刊露出头角来了”的一批小说家,并把蹇先艾排在首位。鲁迅评价《水葬》:“展示了‘老远的贵州’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的伟大——贵州很远,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。”

  索良柱认为,蹇先艾小说《水葬》的有些段落明显就是“鲁迅风”。“蹇先艾的创作深受鲁迅影响,两者在对故乡、民俗、看客的刻画、批判上,都有相似、相通的地方。这一阶段蹇先艾的写作,实际就是学习和模仿鲁迅的‘声音’,可以称之为‘拟声’。”索良柱说。

  蹇先艾在谈及自己的写作道路时也曾表示,国内外的作家中,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鲁迅,“当我读到鲁迅的时候,如获至宝”。何光渝在《20世纪贵州小说史》“蹇先艾”专节里,花了不少篇幅阐述蹇先艾如何学习鲁迅,鲁迅又如何影响蹇先艾。

  在索良柱看来,贵州新文学的拟声阶段,大致是从新文学起步到1949年这一阶段。除了蹇先艾,这一阶段重要的贵州小说家还有寿生,“值得一提的是,胡适比较欣赏寿生。”索良柱补充道。

  贵州百年新文学的第二个“高光时刻”出现于1980年。何士光的《乡场上》以头条小说刊登在《人民文学》第8期,由于及时传递时代主旋律,该作品被权威的《红旗》杂志(后更名为《求是》)转载,之后又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  《乡场上》通过描写乡村的微妙变化,及时准确地反映了在城乡商品经济发展、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,人们思想观念、精神状态的解放和变化。索良柱说,在当时的中国文坛,大多数作家还没有跳出“伤痕文学”“反思文学”的惯性思维定势,然而,以何士光为代表的贵州新文学已经感受到和捕捉到时代的微妙变化。正因高水平地传递了时代主旋律的声音,《乡场上》才会产生轰动效应。从客观角度分析,《乡场上》正因“传声”才轰动一时。

  《乡场上》发表之后,何士光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创作了《远行》《种包谷的老人》,连续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何士光因此成为贵州新文学发展第二阶段——传声阶段的重要代表作家。

  贵州新文学的传声阶段,大致是从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阶段。这些年里,除了何士光,贵州文坛还涌现出石果、石定、叶辛、李宽定、赵剑平等颇有影响的实力派小说家。另外,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上世纪八十年代,贵州诗歌在全国的表现可圈可点,但是该时期的贵州诗歌基本上也处于传声范畴之内。

  2018年,肖江虹的《傩面》获鲁迅文学奖,这是贵州作家首次获得鲁迅文学奖,贵州百年新文学迎来了第三个“高光时刻”。

  索良柱说,肖江虹的民俗三部曲《蛊镇》《悬棺》《傩面》,对民俗题材小说中常见的批判模式和挽歌模式作出辩证的超越,穿透民俗,打捞民俗诞生的“初心”,化解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,从而将新文学中的民俗小说推向一个新高度,真正发出了贵州作家独特的声音。

  在索良柱看来,贵州文学发声有三个核心表征:一是要发文学之声,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发声,而不是把一个观念的声音塞进文学作品之中;二是要发贵州之声,在作品中不仅仅能看到贵州元素贵州色彩,更能看到贵州的历史人文和精神气象的独特之处;三是要发出作家的个性之声。

  索良柱以曾入围茅盾文学奖的贵州作家冉正万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银鱼来》为例,讲述贵州长篇小说的发声。他认为《银鱼来》是“一部深入到贵州这片土地的地理和历史人文血脉之中的作品”,是“从贵州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一部好作品”。

  “进入发声阶段的贵州新文学,必将继续发出贵州强音,为外界了解贵州打开更多的窗,同时也为贵州的自我确证打开更多可能。”索良柱说,贵州新文学的发声阶段,大致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当下这一阶段。该阶段重要的小说家有欧阳黔森、冉正万、肖江虹、王华、谢挺、戴冰、肖勤等,值得一提的是,80后作家曹永、李晁和90后作家夏立楠也开始崭露头角。

  索良柱说,“三声法”分期只是一种探索和尝试,“拟声、传声和发声”是一种中性化的学术表述,不含褒贬之意。

  “肖江虹发表鲁迅文学奖获奖感言时说,获奖是对贵州文学综合实力的肯定,是贵州健康文学生态环境必然结出的果实。”索良柱说,肖江虹此言甚佳,颁发鲁迅文学奖,是对贵州文学一次仪式性的认可与肯定,“‘高光’可能打在某些时刻、某些作家身上,但贵州新文学发出的独特声音,是几代贵州作家笔耕不辍、共同努力的成果。”(伍华/文 刘辉/图)

  读者:在《水葬》《傩面》中,我们都能发现作家对人性的刻画和描写。请问,《乡场上》能否也归纳为“人的文学”?

  索良柱:答案是肯定的。《乡场上》发表后,很快就有评论家用“人的文学”的框架给予高度评价,认为这篇作品描写了“农民如何有尊严地站起来”。

  读者:媒体下沉的时代,文学纷纷转型,一些作品先拍影视剧,后有小说创作。纯文学会消亡吗?

  索良柱:媒介下沉和媒体下沉是两个概念。如今讲媒体融合,其实是媒体主动去适应媒介下沉。新媒介、新媒体的冲击,确实会给文学带来一些恐慌。但我认为,文学和文字是不会消亡的。最广义的文学,就是讲故事或抒情的艺术,不论用什么媒介方式来展现,都具有文学性。

  人类至今发明的最精致、最复杂的媒介系统就是语言文字。“读书即动脑”,在阅读文字时,读者会自动转化文字意识、画面意识。面对新时代,我们应该一方面坚守文学阵地,另一方面重视传承及创新。